“总体国家安全观 创新引领10周年”主题展启幕

对这些人如果不采取强制性的行政措施，对他们进行教育、挽救和改造，让其发展下去，就可能走上严重的犯罪道路，对国家和人民将会造成更大的危害。

自从产生了语言、文化、道德、宗教等等之后，合法性有时借助于道德，有时借助于传统。袁世凯做了窃国大盗之后，也制定了所谓的《中华民国约法》。

这表明从革命合法性走向宪政合法性的道路还很漫长。在宪政合法性的框架内，只有社会治安的问题，而没有社会稳定的问题，因为各种反对的声音和诉求都能在该框架中得到承认和解决，故而没有人有理由为其利益的诉求采取极端手段。更为重要的是，从革命合法性向宪政合法性转变是有时间性的。所有进步的和民主的社会，无一不采取了宪政的合法性。而当人们逐渐看清楚革命并没有成功地扬弃旧制度、旧习惯和旧传统，反而使它们在新的形势下脱胎换骨，成为新的压迫和剥削的工具时，民众便开始对执政者的合法性产生新的诉求。

於兴中，美国康奈尔大学法学院Anthony W. and Lulu C. Wang中国法讲座教授。1954年制定的宪法，是对中国革命成果的进一步合法化的肯定。对上级官府颁布的法令，下级官吏也采取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区别对待。

民事诉讼法称律师为诉讼代理人，刑事诉讼法则将律师界定为诉讼参与人。那么，中国的律师就有可能永远通过求情去狐假虎威地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就有可能永远高举律师权利这个仅仅是立法上给予的纸糊灯笼去照亮保障人权的黑暗路径。在古代，讼师们潜藏游弋在民间与官府之间，通过代替当事人与承行官吏、师爷、差役打交道时运用打点衙门的方式取得求情权，获得了出入衙门的生存权利。不是抢饭碗而是讨一杯羹的讼师必然遭到官府本能的偏见与除斥。

这就是有法不依、屡禁不止的缘由。进入专题： 新刑诉法 人权保障 。

在利益链条上，老板们与地方官员已经通过罚款这一途径，形成了破财免灾的游戏规则。只要缴足罚款，就可继续开采。可见中国的律师在一个尴尬的地位上扮演了一个多么滑稽的角色。清朝代书戳记制度就是这样不仅不能发挥立法者立法本意的作用，反而在实践中走向反面成为被取缔者的一项业务。

虽然有的学者将刑事诉讼分为侦查、起诉、辩护、审判与监督等五项职能，但将行使辩护职责的律师也列入职能主体恐怕名不副实。这里，存在着执行主体是否愿意执行的问题。中国古代的律师（讼师）并非史书典籍描述那样坏，古代的老百姓还是很欢迎讼师为其捉刀代笔、具状陈词的。在这些诉讼法律关系中，律师既非利益主体（当事人），也不是执行主体（公、检、法），却充当了求情主体。

可见纸上的法令与制度要付诸执行，还要看具体的执行人是否愿意。凭心而论，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在表相上尊崇礼仪、敬重斯文，骨子里真正崇拜的却是权力和武力。

因为就其低下的社会地位而言，无职无权的律师自身尚处于维权窘况，还在生存求活状态中四处求情，怎么能去维护他人的合法权益与保障人权呢。至于工人是否面临矿毁人亡之灾，已经不是矿主和执法者们所关心的事。

但在实际执行中，仍多为讼师通过与官府内的代书熟识，代为誊清、用戳。面对败局，中国的律师为何要不懈地追求？解困的秘方何在，路在何方？如果不在立法中解决律师权利的具体执行权由谁掌握的问题，如果不让律师依法启动保护自己权利的司法救济程序，如果没有程序性法官或诸如古代按察司之类的官员居中裁判实施救济与监督。中国古代也有这样的实例，我国古代从唐朝至宋、明、大清以来，均制定了大量卷帙浩繁的法规典籍，如唐律、宋刑统、大清律等成文法典。你明知执法者在玩弄无聊的权术故意刁难，你也得笑脸相迎。可见求情权对于律师来说是多么的重要。而律师（讼师）则被贬为教唆词讼、引起纷争的讼棍。

鉴于历史的经验反复实证求情权的重要意义，因此现代律师在诉讼领域内只有与自己的前辈（讼师）一样，通过求情才能获得生存。可纸上的法令是一回事，实际执行又是另一回事，各地的私矿明停暗开的情形比比皆是。

新刑诉法于2013年1月1日正式施行，虽然该法关于国家尊重与保障人权的规定在今后的司法实践中备受考验，但中国的律师对姗姗来迟的人权保障仍倍感亲切。如果要将宪法与刑诉法中关于尊重和保障人权这类溢美的词令付诸实际，则要看执行主体的脸色行事。

如律师在会见被告人时，看守所的警察在场监督。我国古代的实例就可证实这一点。

对于诉讼律师而言，刑事诉讼法与民事诉讼法无疑是律师最主要的执业工具与生存武器。可见律师无职无权，不能通过职权流转进行利益互换。但舆论权控制在官府，讼师们幻想凭藉一纸刀笔、代为词讼就可在衙门前舞文弄墨、生存发展，无异于在权力结构与利益板块内虎口拔牙。也可以说是求情权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一把达摩克里斯剑高高地悬在律师们的头上，律师处境如此险恶，怎么去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和保障人权呢？就法律的执行问题而言，无论在立法上表述了多少有利于律师职业与人权保障的条款，在执法者看来，这都是一些书生气十足的务虚理论，没有实际意义（文稿统筹刘卉 张伯晋）《检察日报》2012年12月4日 进入专题： 八二宪法 人权 。

实施宪法首先是要尊重宪法。检察机关诉讼职能含有司法性职能。

那么，将来在行政诉讼法的修订中，能否把检察机关作为行政公益诉讼的主体?恐怕是非常困难的。研讨宪法实施30年的经验，既是对30年来中国检察制度发展的回顾总结，对八二宪法历史贡献的充分肯定，更是对党的十八大报告所提出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学术回应。

检察机关要完善接受人大监督的具体措施，拓宽接受人大监督的有效途径。华东政法大学刘松山教授提出，1979年人民检察院组织法是文革后恢复重建检察机关的重要保障。八二宪法：检察制度的合宪性基础1982年12月4日，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颁布实施了宪法，即八二宪法。检察制度、理论发展的新路就是理念创新、机制创新和实践创新。

要深入扎实研究司法权和行政权能两大属性，完善建立符合检察规律的法律监督制度和理论体系，实现法律监督根本属性的理论和实践认同，尤其要深化和细化对具体检察权能、法律监督、规律和特性的研究和把握。二是保护人权需要特别保护三类权利:人身自由、人格尊严和程序救济权。

由不同业务方向的办案组群，形成多点式办案力量分布。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更加重视法治在国家治理与社会管理中的作用，并提出了法治思维的理念，要求用法治的方法解决社会问题。

苏州大学刘磊副教授认为，基层检察机关需明确自身的宪法定位，积极发挥其职能作用。检察机关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